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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擔憂“政治中國”的崛起
【來自：參考消息 點擊數：1426 更新：2008/5/16 15: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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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5月1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13日發表文章說，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爭，也有價值觀之爭。但無論是利益和價值觀，這里都有一個認知問題。西方的一些力量利用中國舉辦奧運會這個機會全面對中國發難，在其背后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知的變化，以及這種認知背后的對中國的擔憂甚至恐懼。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種種矛盾和沖突似乎圍繞著奧運會一一展現出來。盡管以往雙方間也不時出現糾紛，但都沒有像這次那樣表現得那么全面和充分。同時海內外中國人對西方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表現出強烈的憤慨。中國和西方的互動造就了新一波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一些人也因此把這次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上升到文明沖突的高度。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爭，也有價值觀之爭。但無論是利益和價值觀，這里都有一個認知問題。不同的利益因素和價值觀永遠不會消失，但這并不表明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一些力量利用中國舉辦奧運會這個機會全面對中國發難，在其背后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知的變化，以及這種認知背后的對中國的擔憂甚至恐懼。本欄從歐洲人的中國認知變化來討論這個問題。
從總體來看，歐洲對中國的認知到目前為止經歷了三個階段，或者說中國在歐洲人眼中前后有三種不同的圖像，即從早期的文化中國到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中國，再到近年來的政治中國。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實際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時，他們對中國的擔憂程度也在強化。簡單地說，歐洲人對中國的擔憂并不是中國的不變化，而是中國的巨變和巨變所包含著的不確定性。
在討論歐洲人的中國認知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和歐洲并無重大的地緣政治利益沖突。一旦當任何兩個國家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的沖突時，兩國就具有了很大的動力來互相了解。中國和歐洲之間地緣政治利益的缺失是雙方互不了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很難說，中國對歐洲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歷史上看，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長期停留在文化中國的概念。歐洲人了解中國是從孔孟、四書五經等經典開始的。從經典來理解中國是歐洲的知識傳統。這個傳統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續。中國研究在歐洲基本上還是一種人文歷史語言文化研究。但從經典來理解中國有其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國烏托邦化。在很長時間里，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并非是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烏托邦國度。這一點在馬可波羅和歐洲啟蒙運動學者的筆下表現得很清楚。(實際上，歐洲對西藏的了解也是這樣，最典型的是表現在歐洲人的“香格里拉”夢幻。)
中國和歐洲開始接觸后，主要是單純的經濟貿易關系。在貿易關系的早期，歐洲人看到的是一個富足的中國。但自從中國被歐洲列強打敗之后，歐洲人驚奇地發現，這個神秘的國家并沒有像歐洲發展起來的近代民族國家那樣強大，在近代國家面前，中國不堪一擊。誠如美國學者白魯詢(Lucian Pye)所總結的，中國只是一個文明，但假裝成一個近代國家。中國自近代衰落之后，歐洲再也沒有把中國放在眼中。當然，也有關懷中國的歐洲人希望中國這個龐然大物能夠得到轉型成為像歐洲那樣的強大民族國家。很多人因此開始扮演中國的“老師”，期望中國向歐洲學習。歐洲人(美國人也一樣)扮演中國“老師”的過程造就了歐洲人一種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優越感。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開始從文化中國跨越到經濟中國。一個經濟中國先后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在早期，歐洲人希望中國的改革開放會促使中國走向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是說，改革開放會成為中國實現歐洲價值觀的有效途徑，或者說，中國也會變成一個類似歐洲那樣的國家。應當說，這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期待，因為中國并沒有也不可能像歐洲人所期待的那樣發展。
中國在鄧小平南巡之后的高速發展很快使歐洲人感受到了一個經濟中國的能量。在短短時間里，中國經濟崛起從概念變成了現實。與文化中國不同，一個經濟中國和歐洲人的生活變得相關起來。中國經濟和歐洲經濟現在具有相當高的相互依賴性。當中國生產什么，什么都變得很便宜；而當中國消費什么，什么都變得昂貴。這樣的時候，歐洲人對中國的關注就具有了很大的動力。歐洲人覺得，既然中國國內的變化都能影響他們生活的時候，他們就有了評論中國的合理性，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在歐洲人眼中，他們生活中的所有重大問題，例如歐洲對中國貿易的逆差、能源價格、氣候環境變化、制造業轉移、就業等等，都和一個經濟中國有關。中國目前還只是中等發達國家，就已經對歐洲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
如果當中國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那么其對歐洲的影響又會如何呢？盡管歐洲人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也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其它的好處，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中國發展的擔憂。歐洲的那些受中國經濟關系負面影響的社會力量因此產生了恐懼感。一些人也熱衷于中國的“經濟威脅論”。
當歐洲人還遠遠沒有消化一個經濟中國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政治中國，那就是近年來一些歐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談論的“中國模式”問題，也就是中國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的增加。應當強調的是，如上面所討論到的，歐洲(實際上整個西方世界)實際上是期望中國的發展會實現西方價值。但現實是，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使得西方價值在中國開花結果；反而，中國的發展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而在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價值構成了挑戰。這是歐洲人難以接受的。
當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識”來取代“華盛頓共識”的時候，盡管中國國內有人表示認同，但中國領導人非常慎重，并不認同所謂的“北京共識”，因為中國的模式本身還處于發展之中。但不管怎樣，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經驗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發展中國家從前接受西方模式，它們的發展(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響，甚至是西方人來設計的。但很顯然，西方模式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發展和穩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國家開始反思西方模式，開始學中國經驗。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和歐洲開始產生另類“地緣”政治利益的沖突，即雙方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上的利益沖突。利益既有物質的方面，也有價值方面。非洲國家傳統上屬于歐洲的影響范圍。在歐洲看來，中國和非洲國家關系的發展對歐洲的物質利益和價值觀都產生了嚴重的挑戰。一旦當非洲國家放棄歐洲而轉向中國，那么會對歐洲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人對于一個政治中國的擔憂和恐懼甚于一個經濟中國。并且，這種擔憂和恐懼還相當普遍。現實地說，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很難在短時期內消除，也很可能會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外在影響力的提高而強化。這也使得西方那些反華和對華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隨時隨機來動員他們的支持者來反對中國。不管喜歡與否，中國都要面對這個現實。人們也因此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對西方的反對作民族主義式的強烈反應，而是要理性地尋求改變西方的中國認知的途徑和方法。(鄭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