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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長江細說“真理”一文刊發幕后
【來自：大眾日報 點擊數：1268 更新：2008/5/19 1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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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這場大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論是非，駁倒了“兩個凡是”，實現了撥亂反正，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從而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序幕。
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黨校主辦的《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署名全文發表，新華社發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此后，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報、黨刊競相轉載，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當年在中央黨校直接參與撰寫、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孫長江，如今已是75歲的古稀老人。回首“真理”回歸的歲月，孫長江感慨萬千地說：一切仍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創辦《理論動態》
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后不久，就找吳江談話說，黨校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沒有一個陣地不行，提出要創辦一個“理論性的刊物”。
1977年4月間，由毛著編輯委員會編纂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行。5月1日，華國鋒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為《毛選》第五卷出版而作的署名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抓“黨內走資派”，“繼續革命”就是“繼續反右”等等。該文發表后，全黨組織學習，中央黨校自然也不例外。
7月12日，胡耀邦召集中央黨校各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座談。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在會上發言，他講了三點意見：一是不能將“文革的重點是整走資派”這一提法擴大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重要對象是整走資派”；二是“繼續革命”的任務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即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三是有人認為“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說“既要反對左，也要反對右”。
當天晚上，胡耀邦就找吳江談話說：“我們的刊物可以辦了，你將今天的發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數不超過五千，明天交稿，作為創刊號的文章發表。刊物的名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理論動態》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就這樣，《理論動態》創刊號于1977年7月15日作為粉碎“四人幫”后的黨內第一個理論刊物出版。創刊號所刊登的就是吳江同志撰寫的《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發行范圍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負責人，中央黨校學員人手一冊。
為了辦好《理論動態》，胡耀邦讓吳江組織了一個班子，在理論研究室成立三個組即：理論組、動態組、外文資料組。孫長江是理論組組長，《理論動態》的編輯主要由動態組負責。孫長江說，胡耀邦對這份刊物寄予厚望，他經常是親自定調子、出題目，并親自修改定稿，為刊物“找米下鍋”。
起草初稿
孫長江說，當時他在理論組。一天，吳江主任對他說，耀邦最近有個講話，講到研究黨史要堅守兩個原則：一是要準確完整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一切是非的標準，包括路線是非在內。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寫了個東西，耀邦不滿意，黨校有的學員也有誤解，認為檢驗真理一個要看實踐，一個要看毛澤東思想。孫長江聽了說：“這個不行，容易出問題，如果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發生矛盾怎么辦呢？”
吳江與孫長江就這個問題談了很久，兩個人取得了一個共識就是：檢驗真理不能有兩個標準，只能有一個標準。最后他們商定，由孫長江起草寫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就在孫長江在家中起草文章的時候，正巧遇到人民大學的一個老同事來串門，她看到孫長江在家中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了《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這個同志是楊西光的老部下）。后來，她再次見到孫長江時說：“我告訴《光明日報》的楊西光了，你在起草一個真理標準的文章。”
文章寫了個初稿，大約有6000多字，孫長江交給了吳江，吳江看了后感覺不是十分滿意。這個文章的初稿孫長江也給同事孟凡（資料組組長）、王聚武（動態組組長）、沈寶祥（時任動態組成員）看過。
集體智慧
楊西光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復校后的第一期高中級干部讀書班學習。聽了胡耀邦同志的一個講話，他很受啟發，就安排報社找一找有沒有“關于真理標準”的稿子。此前，報社的同志已經向南京大學的講師胡福明約了一篇“關于真理標準”的稿子，正準備安排在《光明日報》哲學版。楊西光看了后，要求將該文從哲學版上撤下來，準備作為重點文章另發。他認為文章還需要進一步修改，恰在這時他得知中央黨校的孫長江也在撰寫這篇文章。于是就安排秘書陶凱聯系孫長江，陶凱把電話打到黨校對孫長江說：“有篇文章，西光同志想請你幫忙看一下，《光明日報》準備發表。”
其后，《光明日報》的編輯王強華同志就將報社修改過多次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章小樣送到孫長江的家中。
孫長江仔細看了胡福明寫的文章，感覺哲理性不強，他又把文章給同事沈寶祥看了，沈認為這個題目不好，“一切真理”在邏輯上不通。在修改過程中，他又與《光明日報》的同志在一起討論了幾次。這時，楊西光又找到吳江，說了這篇稿子的情況，他對吳江說，想請孫長江同志修改后先在《理論動態》發一下，并且說他已經請示了耀邦。
吳江這才知道孫長江正在修改《光明日報》送來的稿子，他對孫長江說：“作者能寫出這個題目還是有點勇氣的！”然后又說：“你看看，盡量把你寫的和這篇文章捏在一起，保留好的東西，題目還用我們原來的。”
就這樣，孫長江根據吳江的要求繼續修改這篇文章，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他還特意找來了自己的學生和朋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王貴秀、張顯揚、董新民，對他們說：“你們是搞理論的，請你們一塊來商量商量。”他們三人都是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的，與孫長江有師生之誼，于是三個人就跑到孫長江的家中一塊討論這篇文章。
幾個人在一起討論了好多次，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時會為一個問題而爭執起來。他們討論文章，孫長江的愛人孫偉就下廚做菜，討論結束后幾個人小酌一番，又邊吃邊討論。如今，已經退休的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記憶猶新。
提及文章的撰寫和修改過程，孫長江說：文章中的“唯一”二字非常重要。這也是他與吳江同志共同的觀點，吳江認為“唯一”二字采自列寧。
孫長江將改完的稿子交給吳江，吳江又對稿子稍作修改，并于4月27日簽署了處理意見：孟凡同志：請即排印15份，送胡、楊、作者各一份（航空發出），五月十日那期用。吳江四月二十七日。
其后，《理論動態》的同志又將此稿打出清樣讓耀邦同志審閱了兩次。1978年5月8日送到印刷廠正式印刷。
受人指責
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全文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表。“特約評論員”的署名是胡耀邦同志的要求。這是胡耀邦同志的一個創造。這個署名的使用有一個過程。最初提出這個署名，是《人民日報》要發表《理論動態》的一篇文章，來電話問怎么署名。“動態組”的同志請示胡耀邦，胡耀邦說“報紙發文章，寫評論，有些問題大家都可以評論嘛！報紙要走群眾路線嘛！我們可以參加評論嘛！我們也可以當特約評論員嘛！”秘書陳維仁把耀邦同志這個意見電話告知了《人民日報》。此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理論動態》文章時均使用“特約評論員”這個署名。“真理”一文以特約評論員之名在《光明日報》刊出，意味著胡耀邦同志對這篇文章承擔著全部的政治責任。
《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就在《人民日報》轉發“真理”一文的當天晚上，即5月12日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辦公室（簡稱“毛辦”）的吳冷西就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提出嚴厲的指責，說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錯誤”、“政治上問題很大、很壞很壞”等等。
緊接著，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汪東興在6月15日召開的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又對“真理”一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指責“特約評論員”說：“特約，是誰嘛？不知道，這些‘特約評論員’有問題”。他特別對《人民日報》施加壓力，說《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沒把好關”。
歷史的潮流總是滾滾向前，冰雪畢竟擋不住春天的腳步。“真理”一文發表后，全國各大報紙爭相轉載，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由此而展開。
再寫姊妹篇
孫長江說，“真理”一文之所以產生這么大的反響，“功勞”應在吳冷西，要不是他批評也不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就在吳冷西打電話指責《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第二天，胡績偉就給孫長江打電話說：“吳冷西打電話嚴厲批評我了”，同時他也打電話告知了吳江。聽了胡績偉所說的情況，孫長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當晚他就匆忙跑到吳江家里商量對策。他對吳江說：“我們趕緊寫文章批駁吳冷西的意見，不然等我們被打倒后就沒有發言權了。”吳江同意孫長江的觀點說：“趕緊弄！”于是，在吳江同志的主持下，孫長江很快寫就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初稿，吳江在初稿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撰寫和修改，定稿后送給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之后，讓秘書張耀光回了個電話：“三個月以后再說”，意思是讓冷一冷再說。從這個細節看出來，耀邦同志面對的壓力很大，孫長江說，這種壓力主要是來自汪東興和華國鋒。
看到文章發表的機會不大了，吳江索性放開手又將稿子作了三次修改。恰在這時，《解放軍報》的副總編姚遠方到吳江家里做客，他與吳江同志是延安魯藝的同學。與此同時，正趕上《解放軍報》6月2日發表了《鄧副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全文，并且還特意在報眼位置刊登了講話內容的摘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這是唯物主義。
過了幾天，姚遠方就告訴吳江說：“華楠總編輯說文章可以用，文章的思想內容與鄧小平講話的精神是一致的。”文章出來清樣后，吳江提醒姚遠方說：“是否請羅瑞卿總長看看。”
于是，《解放軍報》又將稿子轉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羅看后提出了兩條意見：一是把《實踐論》的思想多引一點；二是把鄧小平報告的內容再加一點。
文章發表之前，吳江同志用檢討的口氣向胡耀邦匯報說：“我們沒有請示您，把這篇文章送到了《解放軍報》，《解放軍報》說要刊發。”胡耀邦說：“我知道了，羅總長已與我通電話了。”
《解放軍報》在發表該文時接受了吳江建議，不用個人署名，以《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6月24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在《解放軍報》以《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全文發表。全文17000字，在《解放軍報》占用了第一版的大半個版，第二版的整版，第三版的一部分。這也是《解放軍報》第一次用《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文章。當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以同樣的署名全文發表。
孫長江說，這篇文章是“真理”一文的姊妹篇，其影響力甚至比第一篇文章還要大。鄧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有力支持和推動，同時也促使了第二篇文章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以更高的水平寫成和刊發。關于第二篇文章的歷史貢獻，沈寶祥教授在《胡耀邦與真理標準討論》一書中援引原《人民日報》社長李莊同志的話說：“這篇文章引起轟動效應，相當徹底地解開了絕大多數懷疑論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
無怨無悔
孫長江在中央黨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調到首都師范大學繼續從事教學生涯直至離休。真理標準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論是非，駁倒了“兩個凡是”，實現了撥亂反正，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從而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序幕。
三十年歲月滄桑，三十年真理永存。當年的“真理”戰士們有的已經作古，健在的也都已年逾古稀，他們的“帶頭大哥”——中央黨校原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如今已是91歲高齡的耄耋老人。孫長江說，由于年齡原因，他們已不能經常見面，但還時常互致電話問候。談起“真理”與“兩個凡是”那場斗爭，孫長江說，自己有幸成為了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時代總是向前發展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和今天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看著眼前這位年過古稀，卻依然個性張揚的思想者，我不禁想起一句歌詞：你是英雄，就注定無怨無悔！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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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之路到理論戰士
□程冠軍
身材魁梧的孫長江看上去很像一個北方大漢，其實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南方人。1933年1月15日孫長江生于福建廈門，5歲那年，由于家庭的變故，他一個人跟隨母親到泉州生活。母親是個小學教員，靠微薄的薪水養家并供孫長江讀完了小學和初中，1949年9月正在讀高中二年級的孫長江報名參加了解放軍，跟隨部隊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從部隊被選調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歷史系。談到自己所學的歷史專業，孫長江說，他自幼就不喜歡數學，同時也不喜歡外語，于是就挑選了一個不學外語和數理化的中國史專業。
青年時代的孫長江就善于獨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論譚嗣同》。畢業后，他被留校任教，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縣勞動。
1973年，孫長江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工作。1974年，他被調到了國務院科教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訊》（《人民教育》的前身）當了一名編輯。當時科教組的負責人是周恩來的秘書李琦，編輯部負責人是龔育之。
在科教組工作期間，他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毛澤東提出要找一個搞馬列主義的中青年學者給馮友蘭當助手，協助馮編寫《中國哲學史》，這時，與孫長江要好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湯一介列了一個名單，孫長江名列其中。當組織找他談話時，他表示不愿意去，因為他考慮到馮友蘭是哲學權威，自己怕難以勝任。最后，只好定下來每周去馮的家中兩次。
孫長江說，在他的印象中，馮友蘭留著長長的胡子，是一個很有大家風范的學者。接觸了一兩次，馮友蘭就開始喜歡上了他這個有個性的青年助手。
那時的馮友蘭被當做資產階級的白旗，正在寫檢討，有一次他把寫好的檢討讓孫長江提意見，孫長江看了檢討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尊孔派”，他就對馮友蘭說：“不要這樣寫，您怎么能這樣說呢？還有比您更大的呢？”馮友蘭認為孫長江說得有道理，于是就接受建議將這句話改為“像我這樣一個尊孔派”。
孫長江說，在給馮當助手之前，他作為一個“革命”青年，竟然經常與湯一介一起在報上發表文章批判馮友蘭的觀點，為了使文章有力度，還時常生搬硬套一些馬列理論，現在想來真是十分滑稽。他說，馮友蘭是中國真正的哲學家，與馮友蘭的這段交往，使他獲益匪淺。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胡耀邦到任后，首先開展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組織揭批“四人幫”；二是組建黨校的行政機構和各教研室。這時，在中央黨校一直出于賦閑狀態的吳江，進入了胡耀邦的視野，在組建教研室時被任命為理論研究主任。
1978年初，吳江找孫長江談話，提出要調他到中央黨校。因為吳江既是孫長江的老師又是老上級，孫長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黨校——這塊黨的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正是這一次選擇，使得他由哲學之路走上了理論之路，成為了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名戰士。
